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增长速度和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高。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较低的法定退休年龄，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即将步入退休生活。众多研究显示，退休会带来个体医疗服务利用的突然增加，即存在“退休-医疗服务利用”之谜。以上在造成劳动力结构变动的同时，还会对我国社会经济造成深刻影响，尤其是医保基金账户缺口持续增大，医疗保障体系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为降低医疗保障体系负担，我国开始讨论延长退休年龄。虽然目前延迟退休政策尚未正式出台，但是政策消息或宣告不经应验也能造成实际的经济后果，员工会通过预期自发调整行为，弹性选择退休时点，同时影响员工的医疗服务利用决策。

基于此，本文在梳理文献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四期CHARLS数据，建立模糊断点回归和工具变量模型，检验在现存强制退休制度背景下，受延迟退休政策宣告影响而产生的不同延迟退休意愿对劳动力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及其行为特征所具有的系统性影响，并利用一个差分模型实证测算了延迟退休意愿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净效应和健康收益变动。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在当前我国延迟退休政策尚未全面实行，强制退休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不同延迟退休意愿个体的医疗服务利用情况存在差异，无延迟退休意愿个体由于预期按时退休，有限工作期内时间成本相对较高，因此为使退休生活不受影响，倾向于退休前抑制医疗服务利用，转而更加努力工作以获得更高的绩效工资和养老金待遇，并在退休后进行健康补偿。而有延迟退休意愿个体不存在择期现象：由于预期更长的工作时间，工作期内时间成本相对较低，从而不会发生医疗服务利用的跨期错配，医疗消费平滑变动。并且，这种平滑消费不是延后就诊的结果，而是提前进行健康投资的作用：消除内生性后，有延迟退休意愿个体在退休前医疗消费支出和次数均高于无延迟退休意愿个体，而在退休后均低于无延迟退休意愿个体，抵消掉退休前增加的医疗消费支出和次数后，额外减少的医疗消费支出和次数分别为6532.1690元和3.0420次。同时有延迟退休意愿个体的阶段性经济行为决策产生了健康收益，表现为个体健康水平的提高。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二，首先，在延迟退休政策尚未全面实行，强制退休仍发挥作用的背景下，本文察觉的不同延迟退休意愿个体的退休-医疗服务利用差异，丰富了医疗服务利用在不同个体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变化的特征事实。其次，基于整个生命周期内员工医疗服务利用变动和健康收益变化，为不同延迟退休意愿个体的医疗行为决策做出了有效的解释，同时也丰富了健康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为有效配置医疗服务资源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我国完善退休制度，激发员工延迟退休积极性，促进劳动力高质量供给提供了理论借鉴。